還在延安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重慶和國內各報都有說及《黃河大合唱》是抗戰期中新音樂的創舉。當我1940年夏天在西安辦事處時,蕭三告訴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報報道我和《黃河大合唱》;蘇聯名記者和攝影師卡爾門先后在“國際文學”和1940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幟”寫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國的一年》,其中也有關于我和《黃河大合唱》的評論。我當然不會因為這樣就滿足。尤其是有一天,吳玉章同志當全體魯藝學生教員集合時,說及我的努力和《黃河大合唱》得到國際上的嘉許,我聽了之后,自問慚愧,因為我歷年所想創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產,一方面又要精練,一個《黃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還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貢獻給偉大的中華民族。我慚愧的是自己寫得還不夠好,還不夠民眾所要求的量!
因此我又寫了第一交響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還要寫,要到我最后的呼吸為止。
摘自《冼星海創作札記》
(記者 陳曉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