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報告責任主體如果知情不報，將面臨怎樣的處罰和后果是法律不可忽視的關鍵。在法律制定的過程中必須明確，包括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以及免責情形等等
□許輝
南京養母暴打男童案中，正是由于男童學校教師報警，警方介入調查，男童得到了保護。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要預防孩子被打死或餓死等悲劇性后果，建立一個能夠及時有效發現此類案件的制度非常必要。這個制度，就是各界一直呼吁并已經寫入反家暴法征求意見稿的強制報告制度(4月14日《法制日報》)。
南京虐童案中，有如此狠心的養母，是男童之不幸；但碰到了如此有責任心和愛心的老師，則是其不幸中的萬幸了，但這種幸運更大程度上而言只是一種僥幸。畢竟在現有的法律規定之中，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老師對此必須報告。假如老師選擇沉默，男童的噩夢估計還將持續下去。
研究結果表明，在2008年至2013年媒體報道的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醫務人員、教師、記者等為未成年人提供服務的專業工作者報案率僅為10.61%。這意味著，在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后，有些并未被老師等專業工作者發現，有些發現了并未引起重視，或認為這是家庭私事不好插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終選擇了沉默。在有些已經發生的虐童慘案中，如果相關知情人員能夠及時報告，孩子遭受傷殘的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被傷害的孩子就能感受更多的社會關愛。
要改變這種家暴屬家事、外人不好干預的觀念，需要在法律中引入強制報告義務的規定。這一點，有關部門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今年8月將提交審議的反家暴法征求意見稿中，強制報告制度已經被引入其中。
但是正如佟麗華等人所擔憂的那樣，征求意見稿中關于強制報告的規定還有完善的必要。一方面，應在強制報告責任主體范圍上予以完善，在明確將救助管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中小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納入強制報告責任主體范圍的基礎上，充分論證村委會、居委會等基層組織有無納入的必要，既要防止責任主體不全造成反家暴的社會合力受損，更要防止法律規定的不科學所帶來的執行尷尬。另一方面，應明確怠于履行強制報告義務的法律責任，目前僅有“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的模糊表述、籠統規定，可操作性不強，也不具有震懾力，更無法得出不報告就會丟飯碗的必然結果。
強制報告責任主體如果知情不報，將面臨怎樣的處罰和后果是法律不可忽視的關鍵。在法律制定的過程中必須明確，包括刑事責任、民事責任以及免責情形等等。否則，強制報告制度的強制性就會大打折扣，甚至還有變為倡導性報告的可能。
沒有明確、嚴厲的法律后果，報告責任主體在面對家暴時，就可能還只停留在那是別人家的私事的理解上，認為不報告并不必然受追究。如果法律規定的后果夠明確、夠嚴厲，不報告必然要承擔法律責任成為一種既定規則和社會共識，那強制報告義務就會成為每一個責任主體自己的事了，別人家的家暴已經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了自己的工作與生活，足以使個人陷入不利的法律困境，而不僅僅是道德和輿論的譴責。
在法治社會中，與不法行為作斗爭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這是尊法、護法的體現。反家暴強制報告制度入法，看似是將給醫生、教師等特殊主體帶來額外的法律義務，但正是其特殊主體的身份，賦予了其在反家暴方面特殊的使命和義務，履行好了，才是社會合格的一員。這一點，應該成為共識，也應該成為建立健全強制報告制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