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這恐怕是如今的安藤忠雄最經常念叨的一個詞。你問他各種問題，他好像都有本事繞回到亞洲的機遇這個話題上來。
早在20年前，安藤就在《都市彷徨》一書里寫道：“如同現在的西方文明一般，西方建筑也遇到了極大的瓶頸。在思索如何沖破這些瓶頸與障礙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些在年輕時曾去造訪過的亞洲諸國里所感受到的‘能量’。而這些‘能量’似乎隱藏著那個可能有所突破的原動力。”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后，安藤是最早作出反應的建筑師之一。他強烈反對在世貿廢墟上建任何建筑物，而是提交了名為“鎮魂之墓”的設計，希望用一處緩緩隆起的空白，來紀念城市的傷痛。可是他的方案被否決了。安藤由此更加確認美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他說：“美國就是一個利益社會，肯定還是希望在原址大興土木，重新再來賺取財富。以前，美國是世界的中心，現在亞洲時代已經到來。”
又是10年過去，眼下的歐美正經歷嚴重的危機，這使得安藤談起“亞洲”時底氣更足，坐在他對面，你分明可以看到他眼中閃著自信的光芒，感受到他的豪情滿懷。而最能代表當前亞洲所具有的“能量”的，無疑正是上海。安藤絲毫不吝惜對上海、對接受專訪當天所置身的陸家嘴的繁榮與活力的贊美。這正是他近年頻頻來訪并接受上海諸多項目委托的原因。甚至當被問及日本高速增長時期過度拆遷、大量新建因而混雜無序的一幕是否正在上海重演時，他也只是用一句“別忘了維護固有的東西”輕輕帶過，全然沒有顯露出當年猛烈批判東京“巨大毀滅性能量”時那種鋒芒。在解釋震旦博物館中的螺旋形樓梯時，他甚至說：“樓梯蜿蜒向上，視野越發開闊，象征著上海是宇宙的中心。”
此次上海之行，安藤除了為震旦博物館——他在中國完成的第一個改建項目揭幕，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為3月17日將在梅賽德斯-奔馳中心舉行的“萬人演講會”宣傳造勢。主辦方估計當天會吸引超過1.5萬觀眾，這對一位建筑師來說是空前的——2005年安藤曾在臺北小巨蛋舉辦演講會，當時有1.2萬人參與。此次演講的主題，據安藤透露，同樣將圍繞“亞洲”這個關鍵詞。他是如此急于表達他的觀點，以至于專訪中數次在回答問題時“跑題”，滔滔不絕地講起“亞洲的時代”，希望能通過媒體盡可能廣泛地傳達給年輕讀者們。
仔細想來，安藤這樣的思路也并不突兀，似乎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知識界、文化界，一向就有一種慣性，在碰到西方的壓力或者世界性的危機時，“自然而然”地想到亞洲的聯合。安藤在《論建筑》一書里坦承年輕時深受哲學家和辻哲郎《風土》等著作的影響，1980年還為姬路市設計了和辻哲郎紀念館。而和辻正是日本近代著名美學家、“亞洲一體”論倡導者岡倉天心的學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是和辻將岡倉英文著作中的思想傳播給了日本大眾。在他們看來，亞洲的聯合、亞洲價值的核心，無疑是以中日為“軸心”的。
安藤對中國的最初印象并不好。上世紀70年代早期中日恢復邦交后，安藤曾獨自來到北京旅行。他回憶說：“我被北京紫禁城那份壓倒性的尺度與氣勢震懾住了。沿著很長很長的路往城的方向走，好不容易走到這個巨大的建筑物前。”這種巨大的尺度對于習慣“螺螄殼里做道場”的日本建筑師來說，顯得頗為壓抑和疏離，“這么不尋常的規模就算親眼見到，對我而言也只是對于中國這個國家的存在感到莫名地遙遠”。紫禁城、天壇等在安藤看來更像是“讓人感覺有很強權力象征性的建筑”，所以給他“一種不快的感覺”。那時的安藤，剛從火熱的60年代走來，親歷了日本的“安保斗爭”和巴黎的“五月風暴”，正熱衷于自稱“游擊隊員”，埋頭做“城市游擊隊住居”之類具有極強反叛精神的設計項目，北京城及其建筑嚴格左右對稱的布局以及封閉圍合的構成，對他來說當然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