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不眨眼的貝利亞有可能被證明是位深明大義、具有全球性思考、甚至是人道主義的社會改革家！于是我深陷歷史的迷霧中。
《波蘭十月風暴》這本書中，用萬余字詳細介紹了卡廷慘案的始末，對究竟誰是這場慘案的元兇，是這樣寫的:蘇聯秘密屠殺波蘭軍官的“密檔第一卷的第一份文件，是斯大林簽署的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的決定，第二份文件是1940年3月5日貝利亞給斯大林的報告”。緊接著判斷性地指出:“兩份文件構成一個整體，報告是決定的依據，是卡廷慘案的原罪之始。”(242頁)
也就是說:秘密屠殺21857(通常說是20857——引者注)名波蘭軍官的元兇是拉夫連季·貝利亞。
這本書的作者是1958年就在中國駐波蘭大使館任職、1990年代升任大使的劉彥順先生，今年4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可稱雙重的權威，應該是可信的。
但對給貝利亞下的這個結論，我有些疑惑。我一直關心著卡廷慘案。不久前我也曾在小稿《卡廷:一個永恒的歷史傷痛》(《書屋》2008年第5期)中談及此事，認為貝利亞不僅不是元兇，而且是屠殺的反對者。
過去，我一直對貝利亞沒有好感。書本的描述和電影的直觀都給我這樣一個印象:這是一個屠殺蘇聯千千萬萬“異斯大林者”的兇殘劊子手和漂亮婦女的摧殘者。坦吉爾·阿布拉澤1987年導演的有些荒誕色彩的電影《懺悔》(獲戛納電影節評委特別獎)中，那個陰險毒辣的官僚阿拉維澤，據說就是根據貝利亞的形象塑造的。他死后，受害者家屬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尸體從墳墓中挖出來豎在他自家門口以示復仇。另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1991年由意大利、美國、俄國合拍，安德列·岡察洛夫斯基導演的《圈內》里，深更半夜急促的敲門聲使男主人公(一個電影放映員)膽戰心驚，以為秘密警察把他當成“人民的敵人”來抓他了。出乎意料的是，內務部經嚴密審查看中了他的“忠誠”，叫他去克里姆林宮，專門為敬愛的斯大林同志和貝利亞等蘇聯高官放映電影。正當他因進入圈內如此接近最高領導層而得意忘形之際，他深愛著的漂亮妻子被貝利亞強奸了。絕望之余，他只好告別“敬愛的斯大林同志”而懸梁自盡。
這樣，每次看到那個“閃光的玻璃眼鏡后面還有一雙眼睛”的形象，不寒而栗的感覺就會“嗖”地一下掠過心頭。
可是，貝利亞兒子謝爾戈·貝利亞寫的《我的父親貝利亞》(王志華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一書讓我震驚了:一切似乎不是世人原來所認為的那樣！
兒子總不會挖老爸的爛瘡疤的。可小貝利亞說老貝利亞的那些好話，都舉出了有力的旁證或作出合乎邏輯的推論，讓人難以否定。
還是從卡廷慘案說起——
《波蘭十月風暴》沒說錯，一直宣稱有那兩個文件:先是貝利亞的報告，繼之是斯大林的批示。但小貝利亞認定這一切均是捏造。他說:參與掩蓋卡廷秘密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局，而且還有蘇共中央的全部總書記，包括最后一位。當在波蘭方面不斷交涉而無法再抵賴的情況下被迫承認，于是把罪責全部甩在了貝利亞頭上。事實是，貝利亞是屠殺波蘭軍官的唯一反對者，他從沒有在屠殺波蘭人的報告上簽過字。當時對波蘭軍官實行槍決投票贊成的有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加里寧等整個黨的上層。伏羅希洛夫和日丹諾夫特別堅持要這樣做。貝利亞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中公開站出來反對這丑行的唯一的人。在政治局會議上貝利亞這樣解釋自己的立場:“戰爭已不可避免。波蘭軍官是同希特勒進行斗爭的潛在盟友。無論如何，我們要進入波蘭，而波蘭軍隊在未來戰爭中應該站在我們一邊。”貝利亞因固執己見險些丟了烏紗帽。日丹諾夫甚至公開說自己可以替代貝利亞的工作。即使這樣，也未能迫使貝利亞在波蘭軍官的死亡判決書上簽字。當然。一個人的異議是改變不了整個領導層的決策的。貝利亞受命在一星期內把被俘的波蘭軍官交給紅軍部隊，而血腥屠殺任務交給了國防人民委員部執行。貝利亞曾把他不同意槍斃波蘭軍官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上交。這份材料應該保存在“卡廷案件”秘密卷宗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