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風景。她們大都走過一條從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離舊家庭，投身革命的隊伍里，軍事化生活強健了體魄，脫落了小姐們的脂粉氣與羞澀感，在磨煉出中國現代革命知識女性颯爽英姿的同時，也承載著革命婚姻帶來的光榮與苦痛。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陳學昭夫婦乘汽車去延安時，特別囑托他們，“和我們（指何、陳——引者注）同行的有一個女青年，要我一路照顧她”。何穆、陳學昭是一對留學法國的博士，一為肺結核病專家，一為重慶《國訊》雜志特約記者，都是當時延安緊缺而歡迎的高級人才。他們通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介紹，途經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別的關照。
而這位同樣受到特別照顧的女青年，原名溫聯琛，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剛剛翻字典取了一個化名叫夏沙，時年只有14歲。她是復旦大學教務長兼政治系主任溫崇信的獨生女，從小嬌慣。抗戰爆發后，其父溫崇信出任國民政府江蘇省太倉縣、昆山縣縣長，安徽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受抗戰進步的革命思想影響，“在武漢時，夏沙曾從家里偷跑出來，準備到延安，在鄭州被父親的朋友從火車上把她攔截下來。到重慶，夏沙還要去延安，父親不同意，但鎖不住她，只好買機票讓她去西安”。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中，乘飛機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再次形成，重慶方面自有關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別看待夏沙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
延安革命隊伍里有知識、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過一條叛逆者的道路。她們首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中產階級家庭，投身抗戰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后，繼而更背叛自己曾經出生并成長著的那個階級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這給她們首先帶來的是一種離家出走、人身解放的無限暢快感。（搜狐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