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不少研究者要為潘金蓮翻案，認為潘金蓮是封建制度下的悲劇，是被封建禮教扭曲的靈魂。潘金蓮實際上是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的寓言，女子的依附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掙扎和爭斗，女子性欲的壓抑以及為釋放性欲所冒的危險，女子不安分的最后結局，如此等等，都在潘金蓮身上得到集中體現。小說對潘金蓮的描寫中透露出一種矛盾態度，作者一方面要把潘金蓮塑造為淫婦的典型，比如將少女潘金蓮的愛美之心稱為“做張做勢”，以說明其天生之淫蕩，不惜筆墨描寫潘金蓮與西門慶私通和毒殺武大的經過，詳細描寫其與西門慶的性交過程，與其他男人的私通細節。但是小說的描寫又對潘金蓮的結局表示同情：“堪悼金蓮誠可憐。”潘金蓮之墮落從被賣到張家，被張大戶奸污開始，而其所嫁的武大又是粗丑無比，心懷怨恨非常自然，其對粗壯的武松的動情起初并無淫欲之念，想到是“姻緣”，是終身之依托，即使是與西門慶的私通，固然是愛其風流，但心中第一念仍是依附終身的“姻緣”，毒殺武大固然是潘金蓮所為，但王婆出計謀，西門慶購買毒藥，潘金蓮與武大結束婚姻關系既無望，與西門慶通奸暴露后又受到武大之威脅，于是鋌而走險下毒殺夫。其到西門府之后的私通，一方面是為了釋放蠢動的欲望，也是對西門慶放蕩行為的報復，而其與西門慶的種種變態性行為，連西門慶都說她“枕畔風月，比娼妓都甚”，雖亦時有性欲之滿足感，但更多的時候是忍受痛苦以討好西門慶，如第二十七回中西門慶對潘金蓮進行了長時間的性虐待，潘金蓮作嬌泣聲：“我的達達，你怎能這般惡險，不喪了奴之性命？”連作者也感嘆：“勸君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種矛盾的態度實際上是兩種立場的表現，站在男人立場上，要求女人的貞潔，要求女人的絕對依附，對女性的欲望自覺自然持警戒和批評態度，既需要女人的放蕩以獲得性放縱的滿足，又要給女人的放蕩以最嚴厲的懲罰；站在一般市民的立場上，又對女性的弱勢命運表示有限度的同情。這種既愛又恨，既憐惜又厭惡，既感興趣又時刻戒備的心態，是男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典型態度，在其他小說中亦有表現，而在像《金瓶梅》這樣的艷情小說中表現的更為集中突出。
張竹坡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中說：“淫者自見其為淫耳。”對于小說中的性描寫，閱讀者的心態和欣賞角度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但是性描寫手法影響也不可低估。不同于《西廂記》《牡丹亭》中的性描寫，多以比喻暗示，“露滴”、“花心”云云，將性交合描寫的比較美妙。所以金圣嘆評《西廂記》云：“……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穢；意在于文，故我真曾不見其鄙穢。”然而《金瓶梅》的情況卻與此稍有不同。雖然其中的有些性描寫對于人物形象塑造有一定幫助，但是更多的性描寫顯然是迎合世俗而對流行一時的艷情文學的抄襲和摹仿。比如小說對西門慶陽物的夸張描寫，對西門慶與數個女人性交過程的詳細描寫，多為對《如意君傳》等艷情小說的抄襲，而對小說主旨無甚意義。而實際上這些性描寫除了夸張離奇失實外，還多有常識性的失誤，顯然是道聽途說而隨意捏造者。如小說中反復提到的“勉鈴”（第16、27、38回），明朝末年包汝楫《南中紀聞》（1633）謂緬鈴有黃豆大小，薄銅包裹少許采自深山的鳥液，放置案頭，不住旋轉，或將此物鑲嵌于陰莖包皮內以為淫戲。清朝趙翼（1727-1814）《粵滇雜記》（之三）云緬鈴大如龍眼，四周無縫，得暖氣則動，切切如有聲。而《金瓶梅》皆誤為“勉鈴”，謂為女性用具，動時響聲如知了，可以折做兩截。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對于性愛的矛盾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