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譚延闿以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督軍名義通電宣布湘省自治。1920年11月，趙恒惕擔任湘軍總司令。與此同時，立憲啟動。1922年元旦，《湖南省憲法》公布，“非但是聯省自治運動中唯一制定成功并公布實行的自治憲法，也是中國政制史上破天荒第一部省憲法”。隨后開始議員選舉，“這項選舉在當時不僅是全中國而且是全亞洲破天荒的一次大范圍內的直接選舉”。再隨后，議員投票選出省長趙恒惕。這仿佛1919年的德國，在中部小城魏瑪，德國歷史上第一步付諸實施的民主憲法產生。
魏瑪憲法應用于整個德國，湖南省憲主要致力于一省的立憲自治。這種自治表現為地方自治和公民自治（何文輝使用“人民自治”一詞，《湖南省憲法》既使用“人民”也使用“公民”，在憲政的框架里，我更愿意稱之為“公民自治”）兩個層面。我們常說，民主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引導，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動。但如果都是從未莊出發的自下而上的進程，很有可能又會成為與民主精神相悖的群眾運動。湖南省憲從中間入手，一方面向下鼓勵自治，一方面向上推動國憲，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1921年2月，趙恒惕在通電中闡述自治的理由：“與其矜言國憲，致目前之省政，益趨糾紛，曷若早定省法，使將來之國憲解除困難。”
自治常常遭到“分裂”的指控，這種指控恰恰說明中央集權的思維根深蒂固。湖南立憲自治，主要是因為從上而下的由國憲而省政之路遭遇瓶頸，轉而試圖開拓由省法而國憲之路，并無另立中央的意圖。雖然有“湘人治湘”的說法，但是湘人的范圍相當廣泛，《湖南省憲法》在第一章總綱里明確說明：“凡有中華民國國籍繼續住居本省滿兩年以上者，皆為本省人民。”也有一小撮人提出“湖南共和國”這種涉嫌“湘獨”的口號，但是應者無幾，當地的媒體上更是有文章批評這種狹隘的地方主義，“湖南共和國”的提法逐漸沉寂。當時的北京政府對湖南自治保持了某種默許，當記者問及此事，表示“政府為行政機關，非立法機關，此事應由日后之國會核奪”。
湖南的立憲自治運動主要分為三步：制定憲法、選舉議員、實施省憲，《歷史拐點處的記憶》詳細講述了這一過程。
立憲自治使得湖南成為矚目的民主特區，省內外乃至海內外精英對此非常關注，這跟未莊截然不同。1920年，應湖南方面之請，杜威、羅素和蔡元培、章太炎、張繼、張東蓀、楊端六、李石岑、吳稚暉等組成的全明星陣容，到達湖南討論立憲自治。隨后以湘籍人士為主的13位學者擔任省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后來以《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而聞名學界的李劍農擔任主席。在憲法起草之時，趙恒惕“未曾一至起草之地，且未曾一索閱其稿，以示大公”。同其他的制憲過程一樣，制憲的程序和內容充滿爭議，但這恰恰是民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制憲主體，譚延闿一度想由政府和議會合辦，遭到反對，改由議會辦理，又遇到一個問題，選舉議員應在制定憲法之后，憲法不能由過去的議會來制定。最后，采納了由蔡元培提議的學者制憲。
嚴泉檢討民初制憲，指出制度設計中的諸多缺陷。1912年的《臨時約法》沒有規范總統和總理的權力關系，致使此后府院之爭不斷。1913年，《天壇憲法草案》在制定期間并未受到總統袁世凱的太多干涉，但是在憲法草案二讀即將完成之時，袁世凱卻公開表示反對。后人常常批評袁世凱缺乏高風亮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國民黨為主的國會，為了限制袁世凱，因人立法，過度強調國會權力，又過度壓縮總統權力，使得立法和行政失調，以致出現“議會專制之奇觀”（林徽因父親林長民語），最終總統采取不合程序的方式解散國會。《天壇憲法草案》使得立法權力獨大，形成“超議會制”，1914年的《中華民國約法》又使得行政權力獨大，形成“超總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