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恩內閣的圓桌會議上，在《法蘭克福匯報》的編輯室，在眾多歷史學家的書桌前，一位冷酷的客人徘徊不去，這位客人就是糾纏不休的‘過去’。人們想趕走他，他卻毫不屈服，并不斷質問：‘為什么你們德國人會犯下20世紀的滔天大罪——歐洲猶太人大屠殺？”（溫克勒：《永遠活在希特勒的陰影下嗎？》，三聯書店）德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溫克勒在一篇寫于1986年的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該篇的寫作背景是那一年德國歷史學界一場著名的大辯論。右翼史家諾爾特將納粹屠殺猶太人與蘇聯勞改營相提并論，并認為納粹此舉是為了防范來自東方蘇聯的威脅。圍繞著“納粹大屠殺是否是孤立現象”這一問題，卷入這場論爭的除了歷史學家，還有哈貝馬斯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論戰持續到來年，結果是在左派知識分子的言論壓制下，右翼保守派歷史學家為德國的歷史罪行進行辯護的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
距離這場討論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仍然無法繞過。凡是有關這段歷史的話題，都會引發德國各界的普遍關注。1998年，一直被公眾視為左傾作家的瓦爾澤在接受德國書業和平獎的致辭中，又一次觸及這個敏感話題。在他看來，奧斯維辛成了脅迫德國人的常規工具，那些不厭其煩提及大屠殺的人不僅是在顯示自己道德上的高尚，而且想借此打壓德國人，使其難以翻身。因此，德國人現在應當放下這個包袱，著眼未來。致辭贏得一片掌聲，雖說這樣的場合下，很難說不是出于禮貌，但眾人起立鼓掌絕對不是一般的禮遇。臺下有兩個人沒有加入掌聲之中，德國猶太人總會會長布比斯和妻子的面色很難看。然而從第二天朝野上下和媒體的反應來看，他們倆不是少數，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對于瓦爾澤的這番言論，各大政黨表示保持距離，媒體大多持批判態度，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支持瓦爾澤的觀點并為其辯護。大討論持續了很久，各類文章以百千計，事后有人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編成了厚厚的一本集子。
時過多年，已是著名作的家格拉斯在其自傳《剝洋蔥》中承認年輕時曾在黨衛軍指揮下的部隊中服役。一時間掀起巨大的波瀾，由于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身份，這場風波超出了德國國界。而此前幾年，一向被公認為是正直公共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的另一位德國學者兼作家瓦爾特·延斯也被爆出曾加入過納粹黨。雖然他辯稱當時自己并不知情，屬于“被”入黨一類（此類情形在當時并非鮮見），但人們對此始終將信將疑，他的一世清名也就此斷送。
再說那位瓦爾澤先生，一波剛平一波又起，時隔四年他寫了一部《批評家之死》，書中一位作家宣判了一位批評家的死刑。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位權力欲膨脹的批評家的原型就是德國家喻戶曉的文學批評沙皇萊尼茨基，而他恰好是一位猶太人。書中那位批評家自私、自戀、自大、刻薄，因此反對者認為這是一部反猶主義作品，這些性格描寫是對猶太民族的詆毀和丑化。而批評界對該書的評價主要是針對其意識形態層面，對其文學價值倒是不怎么關注。一片喧囂聲中，此書也一躍成為暢銷書，讀者難道只是想看一部有關謀殺的偵探小說么？這一系列的風波都和那段“過去”密切相關，難道德國人真的擺脫不了這個魔咒嗎？
以上的爭論都還是形而上的口舌之爭，影響范圍大多局限于國內。相對而言，每每發生右翼分子襲擊外國人事件，都會引發國際關注。其實類似事件在歐洲其他國家也會發生，但人們的眼睛似乎就盯著德國。不能不說，原因還在于那個“過去”。人們不禁問，難道對歷史如此敏感的德國還允許這些人堂而皇之的游行不成？是的。
除了零星的小規模游行外，每一年，來自全國各地新納粹代表們都會聚集在某個中小城市，舉行一次規模較大的游行活動。我曾親歷過一次在哥廷根的活動。新納粹們在眾多防暴警察的包圍下依照規定路線在市區的街道上行走，這些身著黑衣的光頭黨們邊走邊喊著沉悶的口號。說是說來自全國各地，但人數也就兩三百人，還不及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人數多。要說起聲勢來，那就更不如反納粹游行了。凡是納粹游行之處，必有反納粹游行相伴，這幾乎成為一個定律。各界人士，從市長、議員、公會代表到學者、普通百姓，都加入到游行隊伍中。每當新納粹們喊口號時，都會被反對者們的聲浪所壓制。在兩隊游行隊伍之間，防暴警察會組成隔離帶，以免雙方發生沖突，即便如此還是會有左翼人士試圖襲擊新納粹們。